杨国斌:转向数字文化研讨

杨国斌:转向数字文化研讨
 

        傲世皇朝2018年元旦,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的微信公号发了一篇原创文章,标题是“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在研讨什么”。文章统计了《国际新闻界》、《现代传播》、《新闻与传播研讨》、《新闻大学》四个期刊 2000至2017年十八年间被引次数超越20次的1614篇论文,对其标题、关键词、作者及其机构、被引次数等停止剖析。作者发现,这十八年间,论文中呈现最多的五个关键词分别是新媒体、媒介交融、传播学研讨、人际传播、国际传播。其中,“新媒体”一词呈现60次,居榜首。这阐明新媒体研讨在当代传播学研讨中的重要性。

但是“新媒体”这个概念不是没有问题。潘忠党在去年的一个访谈中,对这个概念做了深入深思和批判。他讲的其中一个问题,是“新媒体”概念背后的预设(或者说认识形态特征),对学术研讨的限制。“新媒体”之“新”,“预设了一种了解媒介技术的线性历史开展观。”这种线性开展观“或多或少地包含了‘新’即是‘好’的假定,而‘旧’的事物至少在某些方面是有缺陷的,以至应当被淘汰的。”(潘忠党,刘于思,2017:10)

在近现代史上,对“新”事物的召唤和对“旧文化”的毁坏,或成为社会潮流,或遭到国度机器支持,影响很大。五四时期的“新青年”文化、文革中的“破四旧”和“重生事物”的政治运动,都是例证。正由于“新”与“旧”的话语会产生直接的社会影响,因而,有必要坚持对这类话语的警觉。

问题还不限于“新”与“旧”的对立。“新媒体”这个概念还容易让人觉得,研讨的对象是新的“媒体”,而不是非媒体的东西。而这些“媒体”,指的又主要是互联网、挪动手机和客户端等。于是,很多本应属于传播学研讨的现象和问题就被遗忘了。例如,电脑的硬件、软件、数据存储器、U盘、云盘、挪动硬盘、数码相机、挪动支付、二维码等等。它们也都是“新媒体”的组成局部,而且在社会管理、个人隐私、文化传播等各方面起很大作用,在国际传播学界也有很多研讨,但就我所知,尚未遭到大陆学界的关注。此外,“媒体”的含义较窄,还容易无视其它也能够起到传播作用的媒介,如本期刘海龙(2018)文章里讲的“身体”即是媒介。假如你穿一件带二维码的体恤衫,或者直接把二维码印在身体上的某个部位,招摇过世,见到路人就请人家扫描,那你的身体也就成为新媒体的一局部。

以上这些容易被“新媒体”的概念所无视的东西,都属于数字文化的内容。因而,对“新媒体研讨”概念的深思,或答应以惹起对“数字文化研讨”的注重。

数字文化

望文生义,数字文化来源于电子计算机的二进位制(0、1)数字。因而,数字文化与计算机、互联网的开展严密相关。数字文化既是崭新的,也是古老的。论古老,《易经》或许就是古代的数字文化产品。《易经》中的卦象阴爻(--)和阳爻(—)被普遍解读为0和1,六十四卦就是0和1组成的二进制的多种变化;论新,当今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可能有新的数字产品问世。但是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中心的数字化生存浸透社会文化生活,则是当代的历史开展。1995年尼古拉斯·尼葛洛庞帝(Nicholas Negroponte)《数字化生存》出版,1996年胡泳、范海燕翻译的中文版出版,可谓标志性事情。查列·吉尔(Charlie Gere)在《数字文化》一书中,借用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·威廉斯(Raymond Williams)对文化的定义,来讨论数字文化,指出正如文化是“物质、学问与肉体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”(威廉斯,1991:19),数字文化则是当代生活方式的显著特征(Gere,2008)。马克·德兹(Mark Deuze)对数字文化的定义是:“正在构成的一套关乎人们在当代网络社会中如何行动和互动的观念、理论、等待。”(Deuze,2006:63)德兹强调的是数字文化的观念和理论。当然,观念和理论与物质文化不可分割,特别关于传播学研讨来说,各种各样的数字商品、物品,也是数字文化研讨中的组成局部。

那么数字文化研讨都包括什么内容?查阅以英文“数字文化”(digital culture)为书名的专著或相关刊物的论文能够发现,数字文化研讨的范围极广。视觉文化、抗争文化、网络视频、博客、微博客、手机、客户端、数字劳工、数字鸿沟、隐私、网络检查、监控、自我认同、密切关系、网络公共参与、游戏等等,从媒介和传播的消费、流通、到消费和运用的各个环节和层面,应有尽有,都在数字文化研讨的范围之内。

但在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需求深思。一是需求深思概念。上面一系列的研讨内容,都依赖概念来表述。学术研讨中的概念,提高之后,就成为日常语汇的一局部,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。就拿常用的数字鸿沟(digital divide)这个概念来说,它是对数字文化、社会、经济的开展不均衡、不对等的批判。但自身却也隐含了一种不对等的价值观,即以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开展,是文化和进步的标志,因而就在它批判开展不均衡的同时,也把数字文化“不兴旺”的地域视为落后。而实践上,更需求深思的,或许是开展、进步、现代化等一系列话语自身的价值取向问题。或许我们本来看作是进步的、开展的东西,换个角度看其实是落后的,对人类开展有不安康的以至是毁坏性的作用。科技、互联网的开展就是最好的例子。谁敢断言自从有了微信,我们的生活就比没有微信的时分愈加美妙?

另一个需求深思的问题是数字文化与社会的关系。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,都与社会各方面有着亲密的关系。文化的变化、新文化现象的呈现,牵动着社会、政治、经济等诸多范畴,衔接着普通人的生活和肉体世界。因而,英国文化学者威廉斯才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,特别是在《文化与社会,1780-1950》(1958)、《漫长的反动》(1961)和《关键词:文化与社会的词汇》(1976)等著作中,践行了一种把文学、艺术、戏剧等文化变化的诸方面,与社会、制度、情感构造的变化,严密联络在一同的剖析办法。这种办法使我们看到,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文化变化(比方词语变化),都可能包含着重要的社会变化讯息,都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变化息息相关。他在《文化与社会》一书的导论里,谈到对“文化”一词的剖析时说:

在本书中,我的全部目的就是要描绘并剖析 “文化 ”这个综合体,并且阐明其构成的历史过程。由于它所触及的范围很广,我不得不在一个普遍的根底上开端讨论。我本想紧扣 ‘文化 ’自身,但是,我越紧扣文化加以调查,所触及的范围就必需逐步扩展,由于我在这个词的历史渊源及其意义构造中,看到的是一场广阔而普遍的思想与觉得运动(威廉斯,1958:20)。

在学术研讨日益精密化、专业化的今天,学术文章和著作越来越专注于详细的现象,比方手机、微博、微信、大数据、舆情等等,而对与现象亲密相关的社会制度、社会关系、社会变化等大问题,却不触及或很少触及。结果或是见木不见林,或是知其所但是不知其所以然。更甚者会得出错误的结论,对公众产生误导。改动这种倾向的一个方法,是自创威廉斯的办法和视野,把数字文化研讨与社会严密联络在一同,从数字文化的现象动身,深化到社会问题的本源。我十分等待数字文化研讨者,写出像威廉斯的《文化与社会》那样的书,当然,书名应该换成《数字文化与社会》。傲世皇朝